我们对中国淡水鱼类的认识经历了二千多年的从感性到理性，又返回实际，再提高认识的不断认知和总结过程。中国鱼类的研究的历史，大体可分为四个时期。

第一时期是从古代原始社会至1700年期间。

在这一时期人们对生物的认识是不符合科学的。古代儒者，看得自己非凡高明，样样都懂得，所谓博闻强记，多识鸟兽草木虫鱼之名。有人说：“一物不知，儒者之耻”。甚至说：“东海之鱼坠一鳞，昆仑之木弃一叶，世人皆能知之”。当时的人对生物的形态解剖知识一无所知，加之交通极不方便，仅凭道听途说，听说某地有某物，就提起笔来写记，既不能亲去察看一次，又要牵强附会，添加自己的想象。譬如《尔雅》记比目鱼云：“东方有比目鱼焉，不比不行，其名谓之鲽”。又《本草纲目》云：“比目鱼，鱼各一目，相并而行”。此说法，在欧洲的一千七百年前，也有相类似说法。更有甚者，如《山海经》载何罗鱼云：“何罗之鱼，一首而十身，其音如吠，犬食之已痈”。又云：“薄鱼其状如鱣鱼而一目”。《酉阳杂俎》记印头鱼曰：“印鱼长一尺三寸，额上四方如印，有字体，大鱼应死者先以印封之”。

像以上这些离奇的神话，在古籍中不胜枚举。由于缺乏解剖学知识，对“鱼”的界定很混乱，譬如乌贼这一类软体动物称之为墨鱼、鱿鱼；蝾螈、大鲵等两栖动物称为狗鱼、鲵鱼、娃娃鱼；爬行动物的鳄类和高等哺乳动物的鲸都称之为鱼。凡生活于水中的动物，几乎都冠之为鱼。这一时期可称之为不合科学的时期，其代表著作为：《尔雅》、《山海经》、《博物志》、《本草纲目》。

第二时期从1770年至20世纪初。

这一时期是外国人研究中国鱼类时期。

自1740年前后，瑞典人Linnaeus所著《Systema Naturae》一书问世，奠定了生物分类学之基础，使动物分类学的研究纳入正轨。

1771年，丹麦人Osbech到东南亚及我国南方旅行，在其游记中记载了不少中国鱼类，开创了中国鱼类的研究。

随后，许多外国人以传教士的身份，到中国各地，大量采集动、植物标本，带往欧美各国进行研究，有关中国鱼类的研究报告和著作颇多，且很重要。总之，这是外国人研究中国鱼类的史迹。此后至今，外国人研究中国鱼类虽退出主导地位，但至今仍在继续。

第三时期从1927年开始至今，这是中国人自己研究中国鱼类的时期。

1927年，寿振黄先生首开先河，发表了《华东鱼类志》，拉开了中国科学家研究中国鱼类的帷幕。紧接着，许多生物学界先辈先后从国外深造学成归国，进行了一系列地区性鱼类资源调查，尤其是方炳文、张春霖、伍献文、陈兼善、王以康、朱元鼎、林书颜等鱼类学研究先驱们，发表了一系列系统调查报告，我国的鱼类学研究奠定了基础。

经过几代人的努力，当前我国的鱼类学研究水平已经走在国际的前列。尤其在鱼类形态学、解剖学、动物地理学等方面取得了显著业绩。通过一系列、有计划的、全国性的鱼类资源调查，搜集了全国水系、区域的淡水鱼类标本，建立了以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淡水鱼类博物馆为代表的若干鱼类标本馆，为我国的鱼类学研究向新的科学领域发展提供了重要基础设施和条件保障。

第四时期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至今。

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鱼类学研究室的科学家们，在著名鱼类学家伍献文院士的领导下，编著了我国第一部鱼类学巨著——《中国鲤科鱼类志》，该书的出版受到国际鱼类学界的高度关注。在此基础上，我国的鱼类学界陆续出版了一系列省、区域、水系等鱼类志。基本上对中国的淡水鱼类的分类系统、物种鉴别，地理分布等有了一个全面的了解。

近二十年来，我国的鱼类学研究已远远跨越了纯形态学分类，新技术、新观念的引进，使鱼类学研究有了新的内容、新的生命。开展分类区系、系统发育、生物地理学、进化生物学、生物多样性、生物资源等领域的研究中，除了保留原有的形态解剖学的方法外，遗传学、分子生物学、生物化学、生物物理学、生物数学等学科的参与，给分类学研究注入了新的内涵和新的手段，相信我国的鱼类学研究前景是宽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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