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起重庆奉节，东至湖北宜昌，全长193千米的长江三峡，是我国“基建狂魔”称号的时代印记。

这个世界上最大的水利枢纽工程、伫立在万里长江上的人造奇迹，不仅给我国带来了上千亿的清洁电源，也造福了这一方土地上的百姓。

如今的三峡，已经成为了人们外出旅游打卡的必备景点之一，如果追溯它的起源，其实早在1918年，孙中山同志就提出了兴建三峡工程的设想：“建造拦水的大坝，既能使得航运便利，又可以利用地势之差，带来水力。”

这一设想，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结合长江水能的实际规模，根本就是天方夜谭。

直到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在三峡大坝的修建上，花费了将近2000亿人民币，这一天文数字，可以养活多少百姓，因此在三峡工程设计之初，自然存在一些反对的声音。

1992年，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在京召开，审议通过《关于兴建三峡工程的决议》。

在上呈国务院的专家团队意见表决书中，九位专家拒绝签名，他们分别是：李玉光、侯学煜、何格高、伍宏中、覃修典、郭来喜、黄元镇、方宗岱，以及廖文权。

以郭来喜为主的九位专家，为何会一致反对修建三峡大坝？他们所反对的理由，或者所担心的危害，是不是真的会发生？

这个带着反对意见的表决书，至今还珍藏在国家文物保管所，可见其历史意义，对于迈向21世纪新征程的中国，是十分深刻的。

一波三折

作为孕育了中华民族五千年文化的母亲河，万里长江九曲回肠，水文丰富。

1932年，国民政府为开发扬子江上游水力，首次组织专业勘测队，在三峡进行了将近三个月的勘查测量，初步提出了在黄陵庙以及葛洲坝进行水库建设的方案。

1944年，受国民政府委托，美国专家萨梵奇在三峡进行实地考察，提出了《三峡——扬子江计划初步报告》，2年后，国民政府和美国正式签订合约，委派美国垦务局代理负责三峡大坝的设计工程。

次年春，国统区通货膨胀严重，经济社会一片混乱，随着解放战争拉开帷幕，连连退败的国民党政府撤回了美国技术人员，三峡水电设计工作被迫停止，直到新中国成立之后才再次提上日程。

1949年，长江流域发生特大洪水，中下游地区特别是湖北境内的荆州流域防洪抗洪问题，成为了每年春夏雨季必须重点关注的自然灾害之一。

1950年初，由国务院直接督办的长江水利委员会在武汉正式成立。

长江水利委员会成立后，首先规划建设了“荆江段分洪工程”。

这个工程的第一期，由30万军民参与，在短短75天之内争分夺秒的兴建完工，速度之快震惊了中外水利界，极大的缓解了长江上游吨量巨大且频繁来临的洪水，确保了荆江大堤两岸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

然而南方汛期反复无常，泄洪只是治标不治本的临时举措。

1953年，毛主席听取长江干流水库规划工作报告，言简意赅地指出了建设三峡工程的必要性：“这么多大水库依然无法控制洪水，为什么不在三峡这个总闸上就把它关起来？”

在有关部门和专业人士的通力合作下，长江流域规划和三峡工程的科研、勘探、设计论证工作全面展开。

1955年3月，一批苏联专家抵达武汉，在长江水利委员会第七地形勘测队的带领下，深入调研三峡地区地貌单元、岩层属性、水文状况等多方面条件。

然而在同年年底，周总理在听取国内专家和苏联专家的意见时，却出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声音。

苏联专家认为，三峡工程规模巨大，基本没有实际操作的可能性，而国内学者则认为，三峡大坝的建立，可以起到“上调蓄、下补偿”的整体效益。

中华民族自古以来便是敢闯敢干的民族，为了充分利用长江流域高达五亿千瓦的水力资源，保障长江中下游地区民众生存的长远发展，1958年，在中共中央成都工作会议上，周总理正式报告批准了《关于三峡水利枢纽和长江流域规划的意见》。

“二五”期间，水电部组织100余名专家在三峡研究坝址，并计划投资4亿元，于1961年正式动工。

然而由于国际形势，苏联方面撤回了有关专家和资金技术支援，国内也遭遇粮食欠收和经济困难，三峡工程的原定计划不得不进行调整。

直到1970年年底，中共中央批准了武汉军区和湖北省报告的“葛洲坝工程”，为有计划、有步骤地建设三峡打下了坚实基础。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四个现代化建设摆在了国家发展方向的重点议程之上。

自1986年起，邓小平同志多次听取了三峡工程相关工作汇报。

作为带动中部地区发展的极具潜力的项目，他明确指出：

“三峡建设是关乎子孙后辈千代万代的大事，要找到一个‘利远大于弊’的方案，谨慎谨慎再谨慎，再决定开工。但干成此事的决心是万万不可动摇的！”

在党中央的指导下，国务院组织了14个专家团队，对三峡工程进行了长达三年的可行性论证，一致认为“早建比晚建好，建比不建好”，规划三峡大坝初步方案为高185米，蓄水位175米。

然而直到1993年，三峡工程才正式开始动工，可见其中的困难艰巨。

联名反对

1992年，在提请第七届全国人大审议的三峡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中，这个被预估为世界上最大水利发电工程的三峡大坝，水库淹没区域覆盖湖北、重庆等20多个区县，3400万平方米的住宅房屋，预计移民人数将达到110多万。

如此巨大的规模，在我国基础建设行业堪称史无前例，从当时国民经济状况和各方面的实际考量下，说服民众、筹集资金、设备招标等方面，都是空前的挑战。

因此三峡到底“该建还是不该建”、“建在哪最好”、“怎么建最好”，各种意见众说纷纭。

在七届五中投票表决《关于兴建长江三峡工程的决议》前夕，以郭来喜为主的九位专家公开表示拒绝在同意书上签字，而结合九位专家的学术背景，他们的反对意见自然不是空口无凭，或者泛泛而谈。

以两位学者为例：郭来喜教授，中科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成员，中国第一个国家级旅游地理研究组织创建者，主持的省市级旅游地理规划项目多达13个；侯学煜教授，中科院院士，中国自然资源研究会首届理事长，中国生态学、植被学、土壤学的奠基者之一。

从深厚的学术视野中关注的三峡大坝建设问题，有理有据。

其一，九位专家认为三峡大坝的拦截，不仅会造成上亿吨的泥沙囤积，鱼类的洄游也会被迫中断，超过500多种陆生珍稀植物在三峡完全蓄水后会被全部淹没，这将对长江水域生态多样性带来不可挽回的打击。

其二，三峡大坝静态投资预计为1350亿人民币，这其中还不包括原有城镇的损毁价值，如此巨大的资金在当时的国力之下，完全可以直接用来改善国民生活条件。

而被包围在内的水库覆盖区，也还留有许多不可搬迁的古代建筑和文物，这一破坏性也是不可挽回的。

其三，三峡大坝总设计长约2300米，全线浇筑高度达185米，完工后便会一举成为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混凝土重力坝，如此巨大的目标，在当时国际局势的严峻氛围下，也不由得担心其成为国防建设的负担之一。

时至今日，仍有“炸毁三峡大坝以毁灭中国”的谬论之谈。

反对建设三峡大坝的意见还有很多版本，但最能引发人们思考的，还是前两条。

关于生物多样性的担忧，确实在三峡大坝建成后，类似于中华鲟这样的国家一级重点保护动物，在生存繁殖上面临了巨大的挑战。

而位于三峡周边的巴楚文明，也有将近1200多个重点文物建筑。

从多方面的考量出发，除了九位公开联名反对的专家之外，在七届五中全会的最终表决上，也有一部分代表选择了弃权。

这些人的观点，仅仅是从自然生态利益以及传统文化保护的角度出发，展示了政府决策的多元性，而绝不是站在国家的对立面，来污名化三峡大坝的建设。

一千个人心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一个方案如果没有任何的不同意见，是不切实际的。

三峡大坝从讨论研究到实地勘测、从可行性分析到正式落地动工，自始至终都是公开、透明、专业化的决策氛围，也只有在前期调研中，吸取多方面的意见，才能对事物作出正确的判断。

正是存在以这九位专家为代表的反对意见，在三峡的施工过程中，生物多样性、生态保护、文物保护、堤坝设计等等方面，都从科学性、可持续性等多方面进行反复研究，而不仅仅是将目光放在短暂的经济效益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