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2021年10月，习近平主席在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领导人峰会上，站在促进人类可持续发展的高度，深刻阐释了保护生物多样性、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的重大意义。生物多样性及其提供的惠益对于人类福祉和地球健康具有根本意义，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
海洋是世界生物多样性的主要存储库之一，占地球栖息空间的90%以上，拥有已知物种约25万种，还有很多物种尚待发现。海洋蕴含丰富的生物多样性，是解决食物、资源和环境等难题的重要突破方向。
多维发力保护鱼类和渔业资源
海洋鱼类和渔业资源作为海洋生物多样性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全球粮食安全、经济和社会发展、生态系统稳定等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据有关统计，海洋渔业每年为全球提供约8000万 t富含蛋白质和微量元素的渔业产品，为2.6亿人提供就业机会，为全球经济每年贡献800亿～850亿美元的收益[1]。
众多海洋鱼类（如图1所示）分布在岩石洞穴或缝隙、珊瑚礁、海岸线、红树林、潮间带，其中珊瑚礁是鱼类物种多样性最高的海洋生境之一。作为重要的生态类群，海洋鱼类在海洋生态系统的物质循环和能量流动中起着重要作用。
图1 不同的海洋鱼类
此外，经过数百万年的进化和自然选择，鱼类高效的游动能力和对特定水环境的高度适应性，在仿生学等其他科学研究中也有相当大的实用价值。例如，海洋大型鱼类（鲨、金枪鱼等），其游动和控制姿态的能力是水下航行体的重要仿生对象，具有重要的社会和军事应用前景。
当前，全球海洋鱼类多样性正受到多重压力和胁迫，包括不可持续的高强度捕捞、气候变化、海洋酸化、海洋分层、海洋盐度改变以及海洋废弃物和人类活动产生的水下噪声等[2]。例如，海洋中93%的鱼类种群已经遭到过度捕捞，超过三分之一的鱼类捕捞处在不可持续的水平；过去40多年，全球海洋物种的种群数量明显减少，这其中与捕捞活动关系密切的海洋鱼类物种受影响最为严重，金枪鱼、鲭鱼等数量下降了74%[1]。
气候变暖引起重要鱼类栖息地的生态系统恶化，可能导致海洋鱼类在分布、丰度、繁殖能力上的下降。同时，在全球变暖的影响下，海洋鱼类对纬度和水深等生态位特征做出适应性调整，可能导致特定水域的某些鱼类物种消失，而其他物种得以成功入侵，进而改变部分海域的物种丰富度。
海洋作为地球上最大的碳汇，吸收了大量的人类排放的CO2，过多CO2在海水中的溶解引发全球海洋酸化；而海洋酸化引起海水碳酸盐体系的变化，会进一步影响到海洋鱼类的生理、生长、繁殖、代谢与生存。
针对海洋鱼类多样性和渔业资源面临的严峻形势，保护和可持续利用海洋鱼类多样性和渔业资源是海洋生物多样性保护的重要内容。我们建议国家应采取以下几个维度的行动。
参与联合国相关海洋事务，拓展多边海洋合作空间，积极引导区域海洋合作；不断充实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和管理体系，对我国海洋环境和鱼类多样性的保护和恢复提供有力的法律保障、政策导向和管理依据。
加强海洋保护区建设和管理，对近海典型生态系统，如河口、海草床、红树林、珊瑚礁等海洋鱼类多样性较高的区域实施部分或全部环境的封闭保护，是保护栖息地和物种、重建海洋鱼类多样性、修复并维持海洋鱼类多样性和渔业资源的关键方法。
开发海洋牧场，构建资源管理型渔业系统，利用海洋自然生产力和微量投饵，有计划且高效率地进行渔获。严格推行污染物总量控制制度、海洋生态红线保护制度等，努力削减海洋环境和鱼类多样性承受的压力。开展典型海洋生态系统调查监测，组织多维空间尺度的海洋鱼类多样性和渔业资源的系统的调查和评价工作，逐渐完善海洋鱼类多样性和渔业资源的生态监测和评价体系。
编撰出版中国海洋鱼类多样性和重要渔业资源生物种类名录和图集，制订海洋生态环境监测调查和保护管理方面的一系列技术标准和规范。积极开展生物多样性的公众参与和宣传教育，逐步增强公众共同参与海洋生物多样性保护的自发意愿和参与能力。
转型升级维持珊瑚礁多样性
珊瑚礁作为热带特色海洋生态系统，可以维持非常高的生物多样性，被称为“海洋中的热带雨林”。珊瑚礁中被实际报道的物种数量仅为9.3万种，还不到估计量的10%，珊瑚礁中的物种还有待深入挖掘和发现。比较遗憾的是，全球的珊瑚礁已退化了50%，南海的珊瑚礁退化超过了70%。
目前，引起全球珊瑚礁退化的因素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全球气候变暖引起的大面积的珊瑚白化和死亡；二是与人类活动有关。过度渔业活动造成生态系统失衡，近海海洋污染等带来的大型海藻过度生长和长棘海星暴发，破坏和限制了珊瑚礁的自然恢复。
俨然，珊瑚礁已成为地球上最重要、最敏感的生态系统之一。伴随珊瑚礁的退化，珊瑚礁生物多样性也会大量减少，生态功能和经济价值也会大幅度丧失。
2010年之后，中国政府开始高度重视珊瑚礁的保护和恢复（如图2所示）。首先，加大资金投入力度，珊瑚礁的保护和修复研究水平得到较大提升。国内已形成近30个珊瑚礁研究团队，部分已经在国际上有非常强的影响力，如厦门大学林森杰教授[3]曾在Science发表珊瑚共生虫黄藻全基因组，在国际上首次系统完整地分析了甲藻基因组的结构特性，描绘了珊瑚虫和虫黄藻共生过程中相互作用的分子机制，为今后甲藻基因组学和珊瑚—虫黄藻共生生态系统的深入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分子生物学基础。
图2 用珊瑚人工礁体修复局部破碎化的珊瑚礁
其次，政府层面出台生物多样性保护法规和措施。如中国濒危物种科学委员会首次将法螺（长棘海星的克星）收录为二级保护动物、农业农村部出台《水生野生动物及其制品价值评估办法》、海南省出台《珊瑚礁和砗磲保护规定》等，这些规定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珊瑚礁保护物种的非法捕捞、销售和消费，促进了执法能力提升，保护了珊瑚礁的物种多样性。
最后，加强珊瑚礁科学知识的传播，同时发展社会各种力量参与到珊瑚礁保护和修复当中。海南大学研究团队在三亚蜈支洲岛积极开展破碎化珊瑚礁修复技术的研发，修复区域珊瑚覆盖率从不足15%增加至如今的23%。
今后，为了进一步推动珊瑚礁生物多样性保护，需要推动渔业转型升级，逐步恢复生态系统平衡、不断改善近岸水质环境，促进敏感物种的自然恢复、开展高抗逆性物种（如造礁石珊瑚）培育、开发出高性价比新型珊瑚礁修复技术等。
协调一致应对海洋生物多样性威胁
我国是一个海洋大国，东临太平洋，海岸线长达1.8万 km，拥有渤海、黄海、东海和南海，南北纵跨热带、亚热带和温带3个温度带。按照《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规定，我国享有主权与管辖权的海域300万 km2，几乎占我国陆上国土面积的30%。
我国极其广阔的领海，是一片富饶的“蓝色国土”。根据生态系统类型，中国海域生态系统主要包括滨海湿地生态系统、珊瑚礁生态系统、上升流生态系统和深海生态系统筹。根据生境类型，中国海域主要分布有河口、海湾、滨海湿地、红树林、珊瑚礁、泻湖、岛礁、上升流、海草床等多种典型的海洋生境[4]。
迄今为止，中国海洋生物共记录到28，000余种，约占世界已知海洋生物物种总数的11%，仅次于澳大利亚和日本，居世界第三位，因此中国海洋生物多样性在世界上占有重要地位。
中国海域南北水温相差大，分布有冷温种、暖温种、亚热带种和热带种等各种温度性质的物种和区系。其中，中国海域的物种以暖水种（热带种和亚热带种）居多，广布种和暖温种较少。在空间分布上，各生物群落的物种数大体都呈现出从南至北递减的趋势[4]。
南海（如图3所示）地处热带、亚热带，是亚太地区面积最大的海区，也是世界上海洋生物多样性最高的海区之一。2012年，国务院批准的《全国海洋功能区划（2011—2020年）》，对我国南海北部海域、中部海域和南部海域的基本功能作出界定：南海具有丰富的海洋油气矿产资源、滨海和海岛旅游资源、海洋能资源、港口航运资源、独特的热带亚热带生物资源，同时也是我国最重要的珊瑚礁、红树林、海草床等热带生态系统分布区。
图3 南海一景
我国海洋丰富的生物资源和种类多样的生境，孕育了海洋生态系统的多样性。比如，全球珊瑚礁、红树林、海草床、海藻场等海洋生态系统所蕴藏的极高生物多样性已经得到了国际社会广泛关注。
但由于海洋生物多样性具有丰富性和脆弱性并存的特点，容易受到干扰和破坏且难以恢复。英国《新科学家》周刊网站近日刊文称，在1970年至2018年间，过度捕捞活动已导致海洋鲨鱼和鳐鱼等鱼类数量减少了至少71%，部分海洋物种面临种族崩溃的危机。世界自然基金会此前发布的《地球生命力报告2020》显示，1970年至2016年间，全球哺乳动物、鸟类、鱼类、两栖动物的数量平均下降了68%，过去40多年全球海洋物种的数量平均减少过半。
随着现代工业文明的迅速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就如上文提到的，各类开发活动不断加剧，全球气候变化持续影响、海洋垃圾污染日益严重等问题，导致海洋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造成海洋生态系统局部损伤和持续退化，如部分珊瑚礁、红树林、海草床已连续多年呈亚健康状态。大量的海洋生物处于受威胁状态，海洋生物多样性的组成和资源结构平衡遭受了破坏。
同时，随着世界贸易增加，海上运输与贸易往来频繁，这也为外来物种的传入和扩散提供了便利条件，进而也对海洋生物多样性造成了威胁。
近年来，受人类开发利用活动和全球气候变化影响，我国南海生物多样性及其生境也遭受了不同程度的破坏，生物多样性整体形势严峻，加强南海生物多样性研究和保护工作迫在眉睫。《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海南）实施方案》明确提到要“加强海洋生态系统和海洋生物多样性保护，开展海洋生物多样性调查与观测”。《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战略与行动计划》（2011—2030年）也对南海保护区域生物多样性保护提出了明确的要求。
自然生命与人类社会是相互联结存在的。依托自然的力量，生命和文明才能得以延续。美国作家梭罗在《瓦尔登湖》中写道：“要是没有兔子和鹏鸩，一个田野还成什么田野呢？”要是没有遨游的鲸豚和多彩的珊瑚礁，海洋还成什么海洋呢？
面对海洋生物多样性并不乐观的未来，海洋生物多样性保护是一项长期而又艰巨的系统工程。我们需要进一步完善海洋和海岸带综合管理体制，提升针对海洋生物多样性的长期监测和系统的评价能力；加强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和科学研究、高层次创新团队和优秀技术人才队伍建设；扩大宣传教育和公众参与程度，加深国际合作和交流，协调一致地来保护全球海洋生物多样性［5］。
参考文献
［1］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 2020年世界渔业和水产养殖状况：可持续发展在行动［R］. 罗马：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2020.
［2］LASCELLES B，RICE J，SATO M，et al. The first global integrated marine assessment：World Ocean Assessment Ⅰ［M］. Chapter 38. New York：Division for Ocean Affairs and the Law of the Sea，Office of Legal Affairs，United Nations，2016.
［3］LIN S J，CHENG S F，SONG B，et al. The Symbiodinium kawagutii genome illuminates dinoflagellate gene expression and coral symbiosis［J］. Science，2015，350（6261）：691.
［4］李宏俊. 中国海洋生物多样性保护进展世界环境［J］. 世界环境，2019，3：16-18.
［5］向思源，于婷玮. 全球海洋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挑战［J］. 海洋世界，2021，（6）：12-21
作者简介
郭志强，海南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南海海洋资源利用国家重点实验教授、博士生导师、副主任，主要从事水生生物多样性与生态系统健康方面的教研工作，已发表SCI论文30余篇。2017年入选海南大学“C类”高层次人才、海南省高层人才引进计划（“百人专项”），2018年入选海南省“515人才工程”、领军人才。
李秀保，海南大学海洋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任中国太平洋学会珊瑚礁分会理事和《热带生物学报》副主编。主要从事珊瑚礁生态保护与修复研究，具有丰富的珊瑚礁考察和修复经验。主持国家级课题5项、省部级课题5项，发表论文80多篇，合作主编中、英文专著3部，授权专利7项。获评南海青年名家和海南省领军人才。
陈凯，海南大学南海海洋资源利用国家重点实验室副研究员。长期从事鱼类和底栖动物多样性、全球变化生态学和水生生物完整性健康评价研究。以第一作者在Global Change Biology等期刊发表学术论文10余篇。
